【岁月如歌】宋才发：1977年的那场高考，龙坪考区只有3人被录取

　　我看1977年那场高考

　　中央民族大学 宋才发

　　中国的高考制度饱经沧桑。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有着1300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施行各大学自主招生，各家独立命题。尽管老学究们还试图开历史倒车，但是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不可动摇。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颁发《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假招收新生的规定》。自此到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招生制度即被取消，高校停止了招生工作。直到1972年大多数高校才开始恢复招生，但是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课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录取办法。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高考招生制度被整整废除10年。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地抓科技和教育工作。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来自全国的33名代表共商国事。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在会上率先对“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高校招生办法“发难”，建议恢复高考。8月8日邓小平发话：不再搞“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教育部推翻原有招生方案，规定从当年起恢复统一考试。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批复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采取分文理两类，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录取学生时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10月21日各大新闻媒体公布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有意思的是1977年高考，首次破例不在夏天而在冬天举行，这是国家为了争取从当年就开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以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优秀人才奇缺的问题。全国共录取27.3万人的各类大学生，录取比例仅为5%。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1977年有570多万青年参加了这次入学考试。1978年7月又有610万青年进入考场。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77级”和“78级”两个年级的学生走进了大学课堂，开创了中国高考历史上的一个特例。恢复高考制度4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当年做出的这项重大决策实属英明果断之举。

　　几代人为着理想和未来咬牙拼搏。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既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国家与时代的关键“拐点”。湖北省招生委员会于11月上旬在《湖北日报》公布“招生简章”，考试时间定为12月10—12日，从发布消息到考试只有40天。由于高校招生考试实际上被中断11年之久，谁都不知道这次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子。考试之前既没有公布有多少人参加高考，也没有公布国家准备录取多少大学生数额；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可供参考，考生完全凭各自的理性、悟性和所具备的真实能力参加考试。大家都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会太多，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又觉得自己不一定能够考得上。那段时间我白天照常给学生上课，晚上抓紧备考，以极快的速度攻完了从胡启桃老师那里借来的“文化大革命”前高中数学、语文课本，初中历史、地理课本；复习了“文化大革命”中读高中时用过的英语课本，查看了近一年《人民日报》政治方面的理论文章。那时全国各地普遍闹电荒，学校的电灯时有时无，煤油仍处于“凭票供应”的状态，我特地买了一捆蜡烛备用。临考前一周由于太疲劳和睡眠时间太少，以至于吃不下饭，几乎达到粒米不进的地步。为了不因之而影响参加难得的考试机会，我只好每天早晚到附近医院打一次葡萄糖注射液。12月10—12日我持“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1977）0668号准考证”，在“广济县龙坪考区”参加大学统一入学考试。12月10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历史、地理；11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12日上午考外语④。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我写了满满4页“八裁开”的考试纸之后，钢笔的墨水写干了，准备了三支钢笔墨水仍然不够用，必须到考场前面的讲台上去吸墨水。我知道自己注意力太集中加之身体太虚弱，陡然站起来极容易摔倒。所以，起身前特地提醒自己走慢一点。由于身体透支太狠，刚迈出两步，突然感到额头直冒冷汗、两眼发黑，身体失去平衡猛地望前窜。如果不是监考老师及时拦腰搂住我，也许这次机遇就因之而擦肩而过。龙坪考区共有146人参加文科考试，据说最终有幸被录取的只有3人。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位分别是原龙坪公社五里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姜锡润，以及龙坪公社朝阳大队秘书雷一大。我被录取到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姜锡润被录取到武汉大学哲学系，雷一大被录取到湖北省黄冈师范专科学校。也许真是有缘分，我们3人后来都集聚在武汉工作：我师从李会滨教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当教授；姜锡润师从陶德麟教授后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教授；雷一大在湖北省《知音》（全国名刊）杂志社任总编辑。1978年3月入学后，我发现同学之间年龄跨度相当大，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八九岁，我本人为24岁，年龄最大的已经满45岁了。历史的误会使我们有幸成了同学，真可谓空前绝后的“一景”。但无论怎么说，恢复高考总算给了10年间积攒下来的青年人一条可供登攀之路。

　　实行学位制是与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相适应的一件与国际接轨的事情。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使学位授予制度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学士、硕士和博士是高等教育三种不同的学位，现代大学和学位制进入中国不过百年。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试图建立学位制，其间反反复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都没有实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仅有232人获得硕士学位。1976年教育部再次决定建立学位制，到1981年也就是“77级”大学生毕业的那一年，中国学子总算戴上了学士帽，只要再加把劲拼搏一把，后面还可以戴上硕士帽、博士帽。以前多少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到我这一代终于变成了现实。2008年5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杨玉良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透露，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有310多所，远远超过美国的253所。2006年美国博士毕业生5.1万人，我国博士毕业生达到4.9万人；到2008年我国博士生人数突破5.4万人，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1981年实施学位制度以来，我国已经授予博士学位24万余人、硕士学位180万余人。然而说来也巧合，这几个学位名称在我国早已有之，只不过当年不是用于颁发给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更不是按照学士、硕士和博士这个顺序排列的。譬如，“学士”称谓最早在《周礼·春官》中有记载，指那些在学校里读书的人。魏晋以后的学士指以文字技术供奉朝廷的官吏，民间习惯上称有文采的饱学之士为“学士”，最著名的莫过于苏东坡“苏学士”。那时“学士”和“大学士”的差距很大，学士大多指舞文弄墨、实权不大的普通官员，而“大学士”的地位就非同一般。到唐宋两代，凡学士前加“大”字的，都属于宰相重臣；到了清代，“大学士”就成为文臣的最高职位，官职可至正一品，可谓位高权重。“硕士”称谓在我国最早起于五代，也是指那些品格高尚、学问渊博的人，但硕士从来就不是官职。“博士”起源于战国时代，它是一种官职，指专门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传授学问和培养人才的人。汉武帝时还设立“五经博士”，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汉初时《易》、《书》、《诗》、《礼》、《春秋》，每经设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为“五经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