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力量与扩张——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例

 ◎胡翔(北京)

提示:

1、现代是散文诗的时代:中间代是当代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我们”散文诗群以大宇宙、大思想的文化架构和书写图景成为中国散文诗起义的先声和核心。抢救和收复流落他乡的优秀散文诗,这昭示了我们扩张中间代诗歌版图,缔造中间代诗歌艺术多元景观的宏大企图,并为繁荣中国诗歌提供具体而有益的参照。

2、散文诗,是思想在文字中最准确的抵达:以“我们”散文诗群代表诗人周庆荣、爱斐儿、灵焚、黄恩鹏、亚楠作品为例表述。五个标题:不可一世的理想,关怀与辨认我们的时代;关心世界的能力,多么引人入胜;朝圣,追求灵魂的质量;穿进历史的隧道,展开对故国城邦的抒情;贴近大地说话,尽其所能地向人类致敬。

3、地平线已经展开,散文诗值得期待:无论是从历史时段还是时代处境来看,中间代诗人都在谢冕导师所指的“是幸运的,又是沉重的”作家范围之内。他们的作品往往成为民族或历史精神进程中的重要见证。缔造“我们”全国散文诗名牌,我们有必要对散文诗报以更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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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是散文诗的时代

   “散文诗作为散文诗的原因,以其艺术的意义是不可能被纯粹意义的诗歌所取代的。我决不否定散文诗。……换一种看法,实际上也可以说现代是散文诗的时代。”

 ——萩原朔太郎(日本)

诗歌理论家吴思敬教授说:“代际划分历来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课题。代际划分,不仅是文学史家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诗人内心归属的一种需要。”10年前,中间代从60后群体中强力剥离出第三代版块,加入汉语诗歌的进程予以命名印证了这一点。中间代理论家向卫国这样阐述中间代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回望中间代的历程并将它放在当下中国诗歌的整体格局来看,不得不承认,中间代就是当下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这种表述显然指向了中间代的群体实力和历史功绩,及其我们所热爱的许多诗人对社会理想和写作理想的积极拓进。更多理论家、诗人如燎原、陈仲义、程光炜、臧棣、赵思运、张德明、周瓒、徐江、敬文东、洪烛、邱华栋、叶匡政等从命名意义、文本建设等方面热情探究中间代的“力量”,因此我们得以回避所有经典语词的干扰,而对“力量”的学术表达深深喜欢。在中间代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当代中国诗史必然和他们的诗歌精神、诗学实践产生关联,这种关联是急速的、紧密的、相互照耀的。值得细究的是,中间代文本至上、兼容并包的姿态赋予作为当事者的诗人们各自发言的个性和特权,或孜孜以求原创而悠久的东方传统,或陷入欧风美雨概括世界;或经受时代良知和判断力的考验,或生活在语言之中久久不能自拔;或放射内心的光辉,或眷恋尘世万物;或雍容华贵,或温善朴拙……由此产生的力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巨大。

中间代诗人的集体出场是以《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的出版为标志的。全集上下两卷,共收入82位诗人2200多首诗作,系新时期以来规模最宏大、最壮观的一部诗歌代际选本。尽管全集“对一个特定时期大多数比较活跃的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一次展示,并且可以说是精品的展示,不管是从点上看还是从面上说,它的内涵都是充分的”(安琪,回答《新京报》记者的提问,2004年),甫一出现就震动了诗歌朝野上下,但必须承认的遗憾是,如此浩瀚的“全集”文本体态单一,分行新诗扎堆飞翔独领风骚,却很难找到散文诗的蛛丝马迹,这固然与当代文学主流话语对散文诗的偏见和新诗领地的无情放逐、学院和民间根深蒂固的“分行新诗”训练有关系,但终归编选者对散文诗的认知和尊敬仍然是不明朗的,以至造成了一大批真诚写作、成绩显著的散文诗人无家可归,一大批本来给中国诗歌带来极大欢乐的诗歌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地位。在中间代命名10周年之际,我们便想到要更换一下思路,作出这样的计划:以中间代代际划分的学术背景为基础,以城市区间(如北京)、诗歌群落(如“我们”)、写作概念(如“国家文化地理写作”)等为对象全面普查,抢救和收复流落他乡的优秀散文诗,策划出版中间代散文诗文献,如《中间代散文诗全集》、《我们:散文诗的崛起》等——这昭示了我们扩张中间代诗歌版图,缔造中间代诗歌艺术多元景观的宏大企图,并为繁荣中国诗歌提供具体而有益的参照——应该是值得期待的一件诗歌大事,必须认真对待。

散文诗是在世界诗歌自由化潮流中产生的一种具有现代性气息的文体,自19世纪中期开始在世界各国蔓延开来。因此对散文诗的成长观察,往往在与世界文学无可逃遁的关系之中:波德莱尔(法)《巴黎的忧郁》、屠格涅夫(俄)《散文诗》系列、泰戈尔(印度)《吉檀迦利》,如日月丽天,辉映着后来一个又一个星座。中国的散文诗是从西方入境的新品种,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之始,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架构起了自身独特的艺术传统和审美范式。《二十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王光明、孙玉石主编)所照耀出来的精良品质让我们看到了散文诗对中国文化秩序的丰富与观照。《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non)作者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堪称20世纪中国最为神秘、奇美、幽深的文学文本。国家开放之风催生的新的社会形态,特别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撞击,散文诗进入一种自由抒情的新境界,并为我们的时代提供十分明确的思想。然而,世纪末的价值颠覆,文化的担当和责任消解在无边无际的资本困境中;在诗歌机制内,诗歌被过多地席卷和侵蚀,诗歌所暴露出来的边缘化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和拷问;散文诗的基因血统无法确认,散文诗人一度找不到写作的方向和知音,陷入一场轰轰烈烈的疯狂自毁,没有人再把希望寄托在散文诗身上。因此,诗歌观察家认为,诗歌必须重新确立自己在新世纪的文化姿态和立场,尤其是散文诗需要紧急施救。2009年3月14日,“我们”散文诗群在北京宣告成立,伴随着“大诗歌”和“意义化写作”浮出历史地表,“我们”散文诗群以大宇宙、大思想的文化架构和书写图景成为中国散文诗起义的先声和核心。“我们”的领袖周庆荣在散文诗观中说:“散文诗是人类对于生存情怀以及思想进行自然状态的守望。”以这种人类守望、精神还乡的诉求为依据,最早就出现这样的产物:周庆荣《我们》、《有理想的人》、《我把兵马俑称为我们的军人》、《黑暗中的问题》,爱斐儿《见血封喉》、《甘草》、《虞美人》、《废墟上的抒情》,灵焚《女神》系列之《朝圣:走向水边》、《祈祷,一夜之隔》、《生命》,黄恩鹏《赫图阿拉》(组章)、《怒江,怒江》(组诗)、《去黔东南一个叫高增的侗寨》,亚楠《思》、《在草原深处》、《正午的阳光》……这是散文诗的荣誉,这是“我们”不折不扣的贡献,这是每一个关心散文诗的人不可忽视并且应该随时提醒的部分。

散文诗是诗歌家族的重要成员,同样是中间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品种:不是陪衬,不是颠覆,不是江湖结构,不是圈地运动,是多元化审美的多声部合唱,是共存共荣的诗歌狂欢。我们清楚,在中间代成长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气度,一种力场,在紊乱的当代文化背景中,凝聚了一大批才华纵横、风格各异、诗学观念颇有不同的诗人。气度决定格局,力场就是力量。凭着中间代给出的这样一个学术界定或者说制度,即“20世纪60年代出生而未能纳入‘第三代’,从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而在90年代产生影响、确立诗名的一批诗人”,就导致这样一个表述得以成立:“我们”散文诗群中的一大批诗人应该理直气壮地进入中间代这个大集团,并从中间代在当代诗歌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找到归属感和自豪感。如果说“我们”是他们的理想主义标签,那么,中间代便是他们温暖的精神家园。事实上,《中间代散文诗全集》、《我们:散文诗的崛起》的思路都是在相互获得更多的补位和提升,更多的关怀,当然还有更多的诚实之后才建立起来的。①《中间代散文诗全集》:一方面,我们是置身于散文诗稀薄边缘地带的探索者,对散文诗的爱戴和谦卑,使我们能真正深入到它的文化根基之中,触及散文诗一个可能的方向以及可能的典律;另一方面,必须明白,中间代诗歌版图的扩张并非有意重复的“入会”游戏,更非令人发指的概念暴力,如果能自觉地或者本然地呈现“我们”与中间代的亲缘性联系,并走进我们的内部去体察散文诗的文化生态,建构散文诗独立的话语秩序,中间代和“我们”就真的成为水乳交融的同一种事物了。②《我们:散文诗的崛起》:从中间代角度发言,对“我们”进行清晰而完整的梳理和认识,最终证实“我们”就是中间代的中流砥柱——其学术意义可以这样表述:第一,廓清“我们”散文诗存在和崛起的脉络,以便给当代中国诗歌史的叙述提供“我们”散文诗的美学视野。第二、“我们”散文诗群的创作奇观,为当代中国诗歌理论界提供重要的学术信息和参照体系。第三、“我们”的新型文本以及审美范式,以其人类性、文化性、先锋性为当前的人类文化建构找到一个独特的支撑点。综上而述,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例见证中间代的力量与扩张,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我们在因此而热情描述的时候,早期象征主义诗人萩原朔太郎(日)的话不由自主地飘荡在上空,请喜悦地聆听:“散文诗作为散文诗的原因,以其艺术的意义是不可能被纯粹意义的诗歌所取代的。我决不否定散文诗。……换一种看法,实际上也可以说现代是散文诗的时代。”

二、散文诗,是思想在文字中最准确的抵达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脚印,我们可以保持自己的行走姿态。

我们用一只手握紧历史,把另一只手伸向未来。

我们让责任的双肩扛起思考的头颅,实现生命的站立。

我们选择散文诗,因为我们的形式服从于生命的律动。那是灵感触须的现实化延伸,是思想在文字中最准确的抵达。

——“我们”散文诗群宣言节选

(一)不可一世的理想,关怀与辨认我们的时代

哲学家尼采曾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诗歌是最高贵的艺术,是滋养生命的重要源泉。我们在研究周庆荣的时候发现,有这样两个事件占据了他生命中的重要段落:第一,80年代刻意隐藏作者的身份,以一位美国女诗人玛丽-格莉娜的名字出版了处女作《爱是一棵月亮树》,以黑色幽默的美学行为躲过了那个禁欲年代意识形态的追杀。第二,90年代则是理直气壮实名发表,而且直接以《我们》为题发出“我们”的独立宣言。哲学学者灵焚教授对其诗歌现象有过专门表述。无论是80年代的暗中出手,还是90年代的“弃暗投明”,都见证了周庆荣以诗歌作为兑现理想、建功立业的策略。

英国诗人雪莱曾将诗人视为社会的“立法者”,他们的史诗虽然不是实证意义上的法,但却是精神世界中的法,譬如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国的《诗经》穿越浩远的时空依然对现存的文明秩序产生巨大的规范作用。而周庆荣,正是以如此卓越的精神史诗把一代人推向时代的前沿,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荒原时代“恢复想象力,发现诗歌”(法,巴什拉),以及由此引发的许多诗学、理想、社会、人类等命题,正是我们重塑世界的依靠和借鉴。

周庆荣提倡“大诗歌”写作,强调诗人“要关注人类整体大思想、大情感、大文化”,这种人类意识便使他“最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自己的当代价值”(英,艾略特)。因此,在人类性的观照里对暧昧而含混的时代置之不理,从欲望化、消费化、狂欢化的诗歌景观自觉退到老生常谈、充满说教嫌疑的“理想”上面,呈现一个真正诗人或者说大诗人的庄严性格,更为我们认识他、研究他寻找到了新的维度。理想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绝对命令,“并且这个绝对命令远远超出了人直接实践需要的范围——在它最高形式中它超出了人经验生活的范围。这是人的符号化的未来。”(德,卡西尔)缺少理想支持的生命,从根本上讲是脆弱的和危险的。周庆荣满腔热忱、但又是深思熟虑地讲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他的理想:

开窗,让东风吹。

今夜,我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

吹去浮尘,世界就纯净了;

吹去阴霾,人间就光明了;

吹去噪音,我们的声音就能传得更远了;

当然,还要吹去麻木,我的亲人们充满智慧,他们本来就应该是清醒着的明白人。

东风再吹,如歌如曲,响在耳畔的旋律便是久违了的理想之歌。

摘要引述这段《有理想的人》(这也是他一本诗集的总题),当然是希望有益于在严格的生命意义上陈述理想,“关怀与辨认我们的时代”(王光明序题)。如果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善美完美优越的城邦,那么周庆荣则是以一个“有理想的人”的名义,诗意地完成了对自己的国家以及所处的时代精准的确诊、提醒和校正。上个世纪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面对重浊与腐败的欧罗巴,希望通过贝多芬、米开朗其罗、托尔斯泰等名人传记“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树立起对生命和人类的信仰,——王光明早有引用并使我确认,周庆荣以足够的清醒和警觉深深忧思“世界”和“人间”,还有“我们的声音”、“我们的亲人”,于是情不自禁地提供了一个跟欧罗巴可以并置或者相似的文字场。“诗使一切变得美丽”(英,雪莱),几个“吹去”有形、有声,甚至有性格、有去向,别开生面的修辞智慧和艺术能力促进了最有教养的语言诞生,在给人带来阅读上的巨大震惊之后,定然相信会有一个新的“理想”诞生:世界就纯净了、人间就光明了、我们的声音就能传得更远了……最幸福的是“亲人们”了,周庆荣以一种无比亲切的精神贯注,让“我的亲人们充满智慧”。反复提起或者说无比迷恋的“东风”,凸显和强化的其实是“理想国家”的方向即东方的中国——联想到雪莱的《西风颂》,周庆荣原来是在不辱使命提醒人们,“东风颂”已经在这个理想国家嘹亮响起——周庆荣是这个理想国家的主人,当然首先是理想国家的诗人。

在任何一个场合,周庆荣唯一想做的就是以对真理的把握,对宇宙的深刻理解“重提理想”,并且情不自禁地呼唤:

理想啊!我们的花,我们的麦子,我们的人……

这也正好契合了他在《我们》中的“一种态度、一种觉醒、一种呼唤”,一种精神皈依的终极关怀,一种崇高的价值尺度,喊出了“我们”不能被历史遮蔽的一代人的声音:我们自己为自己取暖、我们为意义而活着……如果需要一个更简洁的表达,那就说:周庆荣是个“有理想的人”,是个值得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集体研究的标本。走进周庆荣全心设计的“理想”图景,主动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有机成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二)关心世界的能力,多么引人入胜

到目前为止的诗学实践中,以自己的职业经验为核心,独立地对公共场接触到的真实世界发表言说,将人与世界的冲突、人对世界的责任置换一种永恒的诗歌艺术,进而解析人与世界之间复杂关系的密码,往往直逼诗歌鉴赏的智商。

爱斐儿的过人之处在于,同作为一个大夫和一个诗人,她没有忽略自己赖以生存的职业,事实上也正是这个职业给了她接触真实世界的种种可能。《本草纲目》:甘草亦名蜜甘、蜜草、美草、草、灵通、国老。甘草是寻常的补益药物,却满足了爱斐儿的诗意投射和穿行。科学严谨是对大夫的基本要求,爱斐儿不混乱、不暧昧,《甘草》之中呈现一种冷静的叙述状态,虽然看上去有些直白:

迎风就想流泪,转身就哮喘咳嗽。

症状与冷热、与阴阳、与金木水火土无关。

你眼中的火星,你指尖的烟草味道,能止咳平喘,息风定惊。

只有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道。那么诗歌了解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病人是很多的,爱斐儿在诗中竭力寻找“能止咳平喘,息风定惊”的良方,信手拈来,真诚而为,人道主义实验柔软而通达。诗歌是想象学,想象是智慧的巧妙安排。对中草药的深入,牵引出她对于时代的各类经验,想象仍然是无需争辩的武器。在甘草面前,爱斐儿展开与甘草的具体性、活力和奥秘相对称的想象:庞德野马一般的想象和博尔赫斯精确而收敛的想象,同时出现在爱斐儿的诗歌身上;并且在频繁引爆词与词、语体与语体之间诗歌张力的同时,掩藏了许多对时代的失望、批判和自我期待,也见识了他对家族、国家方面的种种向往:

今夜,谁似我倒提影子,灵魂出窍。

用自己的眼看清灰烬中抟火的心;用诗歌的手指抠出灵魂深处的灰尘,用日甚一日的煎熬搬开西西弗斯的石头。

那个病得不轻的人,一定是爱上了白天的星星,夜空的太阳,继发了症状多变的后遗症。

世界的一切有待于她来发问,来抒情,来裹挟许多的思想和事物。关心世界的能力,多么引人入胜:

使君啊,一个“念”字,怎能拯救病中的世界重回太平?

而对于读者来说,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和维系这种效果,并且明白,结构是必然借助的工具。诗歌对心灵的沉托、美的眷顾、言语的依赖取自结构的苛求。当然任何一种艺术——包括诗歌,这种结构不会是直接的,始终是间接的;不是语词盲目的辛苦流窜,而是意象的摇曳和叠加。“迎风就想流泪,转身就哮喘咳嗽”,这些现代人最普遍与真实的特征,无边无际的沧桑和苦难,被爱斐儿用冷静切肤的表达再现到诗歌结构中来。而症状——秘方……拥有精确而真诚的良心;眼睛——心、诗歌——灰尘、煎熬——石头、使君——世界……目光所及是带有体温的世界。爱斐儿正是靠着一种非凡结构能力的诗歌语言,才表现出了以甘草为基础的清晰而美妙的诗意,甘草和诗意才同时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我们。

爱斐儿与埃菲尔谐音,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埃菲尔是法国出类拔萃的建筑结构工程师,其母亲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妇女。倒是爱斐儿以《甘草》为水准的出色诗章,其想象与结构确乎能看到埃菲尔他们的影子。另外的版本是她钟爱自己的女儿斐儿,故名“爱斐儿”。或许是爱斐儿演出了一个深藏不露的游戏,把散文诗的美学依据掩藏在高度自信的游戏里面。

(三)朝圣,追求灵魂的质量

“最真的哲学是最伟大的诗人之最好的素材,诗人最后的地位必须由他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来评定。”虽然艾略特作为诗人的经验和理想的自然流露,有些过分夸大哲学地位甚至有些扰乱了诗歌的特质,但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确实颠扑不破的。灵焚跟别人不同,除了诗人的身份外,还是一个深藏立场、心灵、智慧的哲学学者。论及灵焚可能注定要将二者勾结起来,——换句话说,灵焚精神是诗情和哲思相互借重的产物。《朝圣:走向水边》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

男女之间,即使九颗太阳的火焰也无法剿灭一滴水的暴动。

一个母亲在水中受胎,一个父亲渴死在追赶太阳的路上。

男人和女人都这样在各自的深处到达一种归宿。

灵焚的抒情才华汪洋恣肆地流淌在诗章之中,各个语词既触及万物,又触及主体;既触及宇宙,又触及内心;既触及物象,又触及情思。同时我们看到,太阳和水、父亲和母亲的对抗和依存……“男女之间”起笔,“男人和女人”收尾,呈现对“男人和女人”的哲学思辨,一种日益强大的哲学思索,使你不由自主地进入他的庄严和深邃。

在他看来,女人是创造和诞生生命的原初,因此坚信女人身上遍布神的讯息,常常把女人纳入诗歌之中,“我尝试着通过自己的作品,让现实中所有的异性从‘情人’的层面上升到我生命中的‘女神’,让我以景仰与膜拜的心情,神圣地面对男女生命经营过程中应该赋予女性的审美地位”(灵焚),甚至在诗学的文化倾向上直指阴柔之水,走向水边朝圣,使得他的作品拥有排山倒海的哲学立场和思想高度,最终完成思想者般的“灵魂叙事”。我们终于发明出“灵焚叙事”这个概念:只有从骨子中、血液中,从血泪浸润的女人中,才能产生足以与灵魂共舞的“灵焚叙事”,这是属于灵焚的个人美学。灵焚在《获救的路途》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心灵原风景,即“亲人之死与失乐园”,因此使我确信,他的“灵魂叙事”(即灵焚叙事)是自觉的,诚挚的,没有训练的成分。在朝圣的路上,在心灵的空洞面前,在一场接着一场的审美之间,仿佛滔滔之水,灵焚淋漓尽致地说出疼痛、思想和感觉,不仅仅是神性的,也是人性的:

在那些双手捂不住水声的夜晚,我们也许可以用理性为上涨的水位截流。然而,我们怀疑理性属于自己的意志,宁可相信水是自己的本源;宁可让月光在水里获得细腻的质感,舒展温润的波涛,汹涌的波涛。

但是,“九颗太阳的火焰”、“父亲渴死在追赶太阳的路上”的描写,还是掩饰不住灵焚鲜明的太阳崇拜,末句更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太阳的价值:

既然夕阳的余晖已经把夜晚烧成漆黑的一团。那么,请吧!我们都点燃自己洁白的肉体,把那些细密的时光一尘不染地照亮。

假如我们充分信任灵焚,就会明白朝圣之路有多长、要走多久。散文诗即“思想诗”(日,萩原溯太郎),我们可以说,灵焚的诗歌是“我们”的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是“散文的、诗的、哲学的”(黑格尔),是非凡的、响亮的……

灵焚追求灵魂的质量,我常常猜想灵焚这个名字的由来都是用心良苦的。 

(四)穿进历史的隧道,展开对故国城邦的抒情

历史叙事的存在和崛起是很有优越感的。“叙事史是最古老的一种历史,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就是能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汤姆逊)诗人北岛说他对历史学家心怀偏见,因为“他们多少有点儿像废车场的工人,把那些亡灵汽车的零件分类登记,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贪图便宜的司机。”然而,如何在诗歌层面得以实现历史叙事的要求和承诺,审视和探询诗人的文化动机和批判意识,这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课题。这类诗歌文本往往负责通过各种路径呈现历史主体的欢庆和伤痛、弥漫对现实的紧急求证和追问,因此不仅需要诗人在历史之中积极掘进、开疆拓土,洞察历史的命运和处境,而且有效实现与历史对话与转换的诗歌体态尤其重要。很多人选择了散文诗,仰仗宏大的历史叙事满足蓬勃滋长的写作野心,譬如黄恩鹏《赫图阿拉》(组章)。赫图阿拉给他的遗传是丰富的,因此他更愿意走进时间的深处把自己的城市当作观察的对象,通过探究城市来了解历史的奥秘,从历史的隧道进入自己曾经封闭的精神世界。

《赫图阿拉》(组章)中最为注目的部分,自然是历史的“在场感”和纵深感,历史在没有任何伪装或变形的情况下进入读者的视野。赫图阿拉、老罕王、苏子河、马匹、山脉、大河等等没有任何戏剧性,历史似乎无可辩驳地属于他的声音,换言之他对于诗人完整的认识就是诚实地记录历史。而反复出现的城市——赫图阿拉,其实是在阐释他对遥远历史的追寻:

赫图阿拉,一座时间深处的城。

赫图阿拉。应该说,这座城是历史上最高的城。

赫图阿拉,谁持一柄斧子劈开一道水光,看看那些涛流的模样?

赫图阿拉,谁缚一条浩荡的天风,听听那里面雨雪啸吟的声音?

从历史的方向看,所有的意象、情绪和背景:大明、子民,甚至星空、明月、鸟儿,以及它们的搭配……同诗人的“现在”得以接通,并赠给我们一种历史和“现在”之间的弥合力及其经验:

现在,我在这座小城的一个林场小镇,聆听四百年前的秋天夜晚。

现在,我只能把一些森林当作大清的队伍,把一棵棵在风涛里驰骋了四百年的树当作是永生的八旗骑兵;把树间漏下的月光当作刀剑在舞;把星星当作一队队巴图鲁冲锋时闪亮的铠甲;把眼前的连绵群山,当作飞掠而过的箭镝……

黄恩鹏以高贵而浪漫的历史叙事状态,突破一系列排比、比喻的森严壁垒,直抵历史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处处弥漫对故国城邦的怀念和尊敬,藉此统治着历史和诗学上空的精神高度。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惨烈的天空下布满盛大的方阵,抒情的声音在诗歌中飞掠而过……或许只有散文诗才有这种可能。正如散文诗创造者之一波德莱尔(法)所说:“当我们人类野心滋长的时候,谁没有梦想到那散文诗的神秘,——声律和谐,而没有节奏,那立意的精辟辞章的跌宕,足以应付那心灵的情绪、思想的起伏和知觉的变幻。”

(五)贴近大地说话,尽其所能地向人类致敬

法国雕塑家罗丹以一座人的头颅成为艺术,名为《思》。亚楠之《思》,处于诗歌之中,丰富的修辞能源、发人深省的追问、开阔的思想和极具穿透力的想象……这份庄重和技术上的圆熟以及朝向人类和大地的思考,暗示着诗人的声音中存在着一个公共精神的维度。抑或是向罗丹的雕塑学习,一种质感和黑白照片式的表现力,似可见其与罗丹比赛角力的野心。

无论这个推测多么引人入胜,诗歌毕竟是一种心灵状态,必定服从诗歌美学的需要。

无论圣贤、先哲还是英雄、诗人,关乎人类的思想是巨大的:沧海桑田、经天纬地,穷与达、力与命,廓四方,折八极……有的甚至以精神崩溃为代价作出过惊人的怀疑。然而亚楠,默许人类的问题举重若轻,态度中有某种超然人类之外而又忧心忡忡的成分,尽其所能地向人类致敬:

宛若一粒微尘,盘踞大脑深处。如此安静,隐秘,在和煦的暖流中,我看见,它们总是紧紧地握住自己。

不再去探讨战争,饥饿和瘟疫,不再想那些天灾人祸,带给人类的痛有多么深重。只是在纷乱的世界上,把冷峻的目光轻轻收回。

在伟大与渺小诗意地互换之后,“人类的痛”投入疑问和落泪之中,如此博大的人类关怀令人信服而且感受深刻:

是无声的呐喊吗?若不是这样,心怎么总是在寂静的夜晚落泪!

一个罗丹“思想者”般的诗人,亚楠语言的行进、情境的展开、思想的发生大都跟人类关怀、大地话语密切有关。“惟有歌者能诉说,惟有神灵能倾听”(里尔克)。像《思》,一边是关于“人类”的对流和交汇,一边则以其独立姿态的“大地”之思,丰富并引领人类的心灵去追求自由和崇高。

  不可否认,“大地”并不是一个富有政治意义的语词,至少并不完全等同“祖国”、“民族”或者相当的概念。放在宇宙中去考虑,它是“神、天、地、人”中的一环。穿过迷雾,慢慢翻开“昏昏欲睡”的“大地”,沉重的心情溢于言表;著名的“问苍茫大地”声犹在耳,亚楠就在“苍茫的大地上”,顽强地确立了自己的宣言。诗曰:

或许,脆弱的我们已经蜕化成风景,一句苍白的赞词,也会让我们奉若神明。啊,脉管里的血性,此刻,正在昏昏欲睡。

可是我不能这样沉默。苍茫的大地上,有思在奔突。那么浩大,汹涌,就像苍凉、神秘的蓝色远方。

亚楠清楚贴近大地的诗歌,才有可能是高超的汉语艺术品。“苍茫的大地上,有思在奔突”,堪称大地撮合的神来之笔;“蓝色远方”则是人类文明的未来指征。亚楠热血沸腾地迎立在春回大地、万紫千红的途中:

血就这么沸腾起来了。那一年,惊雷在天空炸响,我看见,春回大地,万紫千红。此刻,灵魂鲜亮,所有的往事都被风吹远……

哲学学者灵焚教授说:“亚楠属于当代中坚散文诗人的代表之一。”依我看,是否还可以强调为:亚楠属于当代中间代散文诗人的代表之一?因为他是当代散文诗人的中坚,更是中间代诗人无可争议的骄傲。其实很简单,把“中坚”改为中间代就可以了。

三、地平线已经展开,散文诗值得期待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既是幸运的,又是沉重的。……面对世纪末异常嘈杂的、几乎是裹挟在全球的现代化热潮中,如何确立文学同时也如何确立作家自身?

  ——谢冕

诗歌理论家谢冕教授在《地平线已经展开》里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既是幸运的,又是沉重的。幸运的是,当他们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新世纪的地平线也正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将在最佳的状态下,在精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一代作家也是沉重的。这沉重不仅在于布满荆棘的追寻道路上的艰难和坎坷,还在于这一代作家出发时,他们并非轻松地站立在崭新的地平线上,这个世纪的历史难题和这个社会百年来的痛苦与焦灼的历史记忆,作为遗产,梦魇般地使他们无法逃避和摆脱,他们不得不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宣战;他们的沉重还在于,面对世纪末异常嘈杂的、几乎是裹挟在全球的现代化热潮中,如何确立文学同时也如何确立作家自身。”这段话寄托了谢老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赤诚深厚的希望。

显然,无论是从历史时段还是时代处境来看,中间代诗人都在谢老所指的“是幸运的,又是沉重的”作家范围之内。跟同时代的所有作家(诗人)一样,中间代诗人总是将诗歌的使命感与时代的良心联系在一起,把人类文化的兴衰和文明际遇统统统摄在他们构建的诗性王国里。在很多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对上世纪文化的推翻、破碎、质疑、清除等反文化行为的深深忧思,对全球化资本主义背景下现代性问题的审视和批判。对比之下,不同的是,正如中间代理论家赵思运称这一代人扮演的是“准文化遗民”角色;其尴尬的写作身份和复杂的精神际遇,也一直困扰着他们。但是,他们存在着,诗歌就存在着,并以其融入血液与脉动的生命实体,自觉面对这个世纪的“历史难题”和这个社会的“历史记忆”,成为当代文学场景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永远自负的分行新诗、寂寞开无主的散文诗;与现代话语秩序的对抗、难以清除的集体特征;评论家没完没了的历史价值、智力深度、美学风味;接近天空的语言、沉迷于本质的意象,抑或沙场、江湖各式各类的主题……都有一种坚韧顽固的诗歌精神,统治着我们。如数家珍的诗人及其灿烂、完美的作品告诉我们:他们不仅是当下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也是文坛一支成熟健硕、必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中国文学进程的生力军。

在中国诗歌的富矿地带,散文诗是绕不过的玉石。因此,在我们反复思量鲁迅为什么选择散文诗深沉独语的时候,在我们深切呼唤散文诗为真情招魂的时候,倒是应该从文本建设的意义上看看散文诗在演进发展中的曲折和生动。虽然使散文诗不断前进的,只是一些个人和刚刚诞生的群体(比如“我们”),但是“他们的作品往往成为民族或历史精神进程中的重要见证”(赵思运),从本文论题出发,中间代诗歌版图因为他们而地大物博。投身其中,重返伟大,我们的乐趣在于不断追问历史的来历、探寻有形的智慧、抵达人性的乡愁、寻求传递文化意义的无限可能……甚至愿意以众多的、非凡的散文诗作品为例(当然不排斥分行新诗)来回答尊敬的谢老:中间代诗人们在怎么向过去和未来宣战?他们又是怎么确定诗歌的同时确定他们自身?

1、最集中、最具多样性和创造力的文本事实,散文诗占了很大比重

譬如,我们刚刚描述过的“我们”散文诗群的诗歌:

周庆荣不可一世的理想,关怀与辨认我们的时代(《有理想的人》);爱斐儿关心世界的能力,多么引人入胜(《甘草》);灵焚朝圣,追求灵魂的质量(《朝圣:走向水边》);黄恩鹏穿进历史的隧道,展开对故国城邦的抒情(《赫图阿拉》);亚楠贴近大地说话,尽其所能地向人类致敬(《思》)……以及包括他们的作品在内更丰沛的文本事实,或到庞大的宇宙布景中解密坚韧、卓越的人类文明,或对历史做深度的精神加工,或守望每一座城市完成对国家地理的文化记忆,或追寻和巩固传统文化积极表述中国,或感受现实存在的悲凉与荒诞,或自由探索人生,或抵达理想的远方,或用东方哲学来结构诗歌,或在后现代语境下语言突围,或隐喻或想象,或柔软或坚硬……全方位进入那个存在着无限可能性的精神领域,散文诗的“诗性、境界、哲理”、“人格、价值、审美”等等诸多要素营造的向度和景深,我们一下子找到了必须致敬的理由。当然许多诗人对于中国诗歌的重要性,也许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有的甚至被遮蔽,被忽略,因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历史,还没有完全觉醒。就散文诗来看,虽然谈论中国当代诗歌是否已经产生了这种历史代表,还为时过早,但是这种文化自觉却早已成为中国许多散文诗人最深刻的努力,其中最集中、最具多样性和创造力的,都集中在一向以多元、多产著称的中间代诗人里面。

我尽孝心于秦汉的先人,仿佛看到帝国正在崛起;我礼香于盛唐的先祖,看到我的那些祖宗神态是那样的骄傲自得;我高举家乡的洋河大曲,给我那些出生于道光朝的先人浇愁,他们面容憔悴,是因为鸦片,还是因为外夷的欺侮?

——周庆荣《孝地》(节选)

别担心我左手提着今天的生活,右手握着明天的命运。

我敞开怀抱就是你的家园,抱紧双臂就是你的风雨不漏的祖国。

我温暖的眼神就是你的驿站,我一声亲切的呼唤就是你手里的一张票根。

我是随你任意搬迁的旧工厂,具备最完善的再生处理功能,只发生最温和的化合反应,只输出母爱——这唯一的产品。

如果需要最后确认我的身份,你只需轻声唤一声—母亲。

——爱斐儿《忘忧草》(节选)

一个夜晚成为一座孤岛,你在任何角落里逗留。你摘掉了岛上所有的叶子只剩下土地。

所有的河流都被你放走。

我只剩下最后的一阵潮声,抱着大海。

——灵焚《抚摸生命:梦醒之后》(节选)

盐的光,月一样闪动。我开始猜想前世的样子。

苍茫的大流在空寂里颤开巨大涟漪。我的祖辈,就是那扩散了的波纹,愈行愈远,远得让伤口断裂,让钟声细若游丝。

布衣与王冠一起沉埋,零乱的飞鸟点燃了天边巨大的粮仓。

——黄恩鹏《祖先与我》(节选)

用不着把目光拔高,便仿佛我们已进入天堂。

请不要惊动一个梦,不随便遐想。圣洁的高原,或许已经冬眠。等待雪的到来,就像等待一场宿命。这样的季节,我知道,所有的梦都是多余的。

还是看看那些雪狐吧。在雪域高原,它们总是用沉默怀念亲人……

——亚楠《高原,高原》(节选)

再如,《中间代诗全集》的部分诗歌(分行新诗):

宋晓贤《1958年》、刘洁岷《怀想1967》、叶匡政《1976年》、侯马《93年》,清醒地指向每一个历史刻度;徐江《悼念一个北京的孩子》、桑克《一个士兵的回忆》、叶辉《一个年轻木匠的故事》、老刀《关于父亲万伟民》和《关于母亲周利华》,对每一个人物的血泪描述直面时代之痛;谭延桐《把自己从一把锁上拆下来》、马铃薯兄弟《又想到了那只疲惫的靴子》,形形色色的事物交织事实与想象的历史隐喻;格式《市政府》、赵丽华《廊坊市图书馆》,在政府制度和自我内省之间反复滑动;祁国《逻辑》、林茶居《徒劳的诗学》、莫非《词与物》,承受着语言和世界施加的双重折磨,将时代渐渐浓郁地笼罩起来;安琪《轮回碑》、老巢《空着》、余怒《空穴》,面对无数的历史仪式和和史诗抱负,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宗教意味;岩鹰《春天的比喻》、桑克《秋江》、黄梵《冬天》,世世代代反复吟唱的季节,苦心孤诣捍卫生命途中的每一个细节……推开黑暗中的窗户,面向地平线,他们写出了属于他们独立而优秀的诗歌:他们曾经的缺失、渴望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抗争,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批判、对历史和文明的贡献,他们的镇定和安详、温情和执着,是不可磨灭的。我们有意但也只能是大致做了这样的表述,始终期待着一个对象的反应,这种反应其实是以观看“地平线已经展开”的景象为契机,见证我们“是幸运的,又是沉重的”作家(诗人)的集中而有力。

2、他们是有准备的,散文诗言论真的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们必须还要谈论的,他们是有准备的。他们的准备根植于对诗歌力量的深信不疑。他们发自心底的创作谈,紧密结合具体的作品面目说话,不是理论,胜似理论,包括他们的创作理念、巅峰体验、不断转变和寻找的写作方向、技术自治和艺术探险、困惑和期待,都让我们看到他们在确立诗歌和确立诗人自身的种种努力。

譬如,“我们”散文诗群代表诗人的创作谈:

周庆荣谈《我们》:“……始终没有忘却某种价值观的社会性引导职责,企图为这一时代的读者们提供一种健康、明朗、豁达、自足的价值取向的审美劝说。”“ 我们觉得,一方面散文诗人要敞开胸怀,选择交流与学习,在吸取营养中进一步获得自信;另一方面要对历史的、现代的问题进行反思。抒情的方式要丰富起来,写作的重心要与生活及生命发生关系。”

爱斐儿谈《废墟上的抒情》:“住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的旁边,每天都要经过这段沉淀了近千年的遗址废墟,……废墟让我看到了安静的力量,……她包容的是一代代生命的创造与毁灭,是万物的消隐与轮回……”

灵焚谈《女神》:“我开始有意识地让自己的生命审美从曾经形而上的世界回到每一种生命的现场,以散文诗特有的细腻笔触,确认、展示灵魂与‘情人’的共舞。为了强化‘情人’的崇高性,我必须把其作为神,对的,作为‘女神’的存在供奉在生命的高地,镇座在精神的祭坛上。”

黄恩鹏谈《去黔东南一个叫高增的侗寨》:“……不是简单的一种人与风物的意境描写,而是更能为一种‘在场的’生活感受说话。也就是说,更能准确呈现作家所亲历的‘生活诗学原质’的审美感受。”

亚楠谈《正午的阳光》: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本身,开始由物我两忘转向物我合一,开始关注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山川风物背景上活动的人和存在于人文精神之中的悲悯、豪壮与美好。“我的追求就是要用最好的语言写出最美的感受。”

再如,《中间代诗全集》代表诗人的创作谈:

侯马:“在中国这个传统中断的传统诗歌国度,诗歌尤其承担了更多的使命:国人精神、时代特征、语言建树等。我知道,我的诗歌不仅仅是表现我自己,在每个人都是人类的实验品这一点,人彻底平等了。”

黄梵:“诗歌的语言不只是心灵赋予的,也有历史赋予的成分。”

吴子林:“诗歌作品真正生命力的获得,在于由物触而感动的心物共振。”※

树才:“在我看来,探讨诗学,这简直就是探讨生命。生命的无尽,无常,无限,同它暴露在日常中的毁灭,短暂,空虚,其实完全是混合在一起。……”

桑克:“我坚持智慧的浪漫主义。……我只想让读者看到我为他们描述的我所看到的世界的真相,以及关于我们这类卑微生命的细节。”

老皮:诗歌是此岸向彼岸的艰难过渡。接近诗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不去接近却更为危险。※

马策:诗歌不是进化论。

这些当然不是强制教育的内容,但当他们的名字越来越符号化地跟诗歌(散文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等于事实上发出了我们的声音——关于如何确立诗歌和诗人自身的声音:人类、理想、宗教、价值、生命、时代等大词都在诗歌中站立起来,全都很高,很有效,构成了散文诗的仰望和记忆;每一个诗人都是高级至尊的存在,“因为艺术,所以我们值得活下去”(尼采),自由地奔走在诗歌的大地上,被认识,被关注……

3、缔造散文诗名牌,赶上了好时代

我们置身于一个营销的时代,文化营销是大价值的营销。散文诗经过“美丽而寂寞的90年”之后,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代,终于可以走出象牙之塔,猛烈爆发、迅速散开……

先看一份资料:

“我们”散文群落2008年下半年开始酝酿,09年3月14日在北京海淀区北土城讨论成立, 4月17日在网上公布了“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态度”(另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散文诗作者组织形成的文学群体。成立以来,受到了诗坛、散文诗坛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的中坚作者纷纷申请加入。《诗潮》在2009年第6期上为“我们”提供了20页专版,首先让这个群体的作品集体亮相。紧接着《诗选刊》2009年第7期也为“我们”提供了13个页码,刊登“我们”的作品,而《中国诗人》(季刊)也接着在2011年的第三期(9月出版)上划出了20多个页码刊登“‘我们’散文诗选”。正因为全国读者反响强烈,《诗潮》拟在今年第12期再次刊登“我们”散文诗群作品选,《新世纪文学选刊》跟着决定也在本刊辟出专页,让“我们”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群体和作品展示。

——引自《新世纪文学选刊》编辑部

这是“我们”散文诗群成立两年多年来的基本情况。有名称、领袖、团队、宣言,有发表阵地,有媒体响应,不是饮酒结盟振臂一呼,而是精心策划科学运作,“我们”散文诗群卓然显示出一个文学概念(或说文学团体、文学流派)的成熟,业已形成至少是正在形成中国散文诗的品牌,为塑造中国散文诗名牌奠定了品牌基础。尤其是“我们”的创作群体活跃在海内外,一大批散文诗精品成为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观——这是塑造名牌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资产。品牌不等于名牌,名牌是“已建立的品牌”或“成熟品牌”。“我们”散文诗群是品牌,如何让“我们”这个品牌成为全国散文诗名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支撑。博采众家,仅供参考。

①确认领袖和领军人物的价值和意义。领袖应该有深刻的思想、深沉的感情,还要有优秀的文本,能担负除诗歌以外的另一种重,在社会各界德高望重。领军人物类似于研究院、高校的学科带头人或者杰出代表。这种对领袖和领军人物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学界和文化界暗香相袭的一种精神。周庆荣、爱斐儿、灵焚、黄恩鹏、亚楠等等都有这个可能,当初“我们”发轫的文化品格已经成了他们的自觉选择,他们的诗歌精神、文本事实等诸面都具有典范性、指引性。

②狠抓散文诗人的文本训练,这是当务之急。这种训练与电脑上的复制粘贴不同,骨子里是诗歌的本质运用。所谓“内强素质”,很有可能这点决定其它各面的走向。波特莱尔说,散文诗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辞赋作家王志清说,散文诗是以“情”为本位的一元化体系建构,是以“情”为核心的能量扩散,是以“情”为向心力而形成的主体结构。可见“情”是散文诗的核心,是真善美的光芒,是古往今来所有的汉语诗人共同的品质。

③以专门、专业的战略眼光,成立散文诗研究传播的专业机构(或具有同等能力的其它组织),策划实施散文诗的全国推行和国际交流工作。不妨围绕“三动”去展开工作:北京启动、全国联动、媒体无穷动。自由而宽广地走品牌联合之路,像今年的全球“中华文化之旅”(文化部)、“名人名家走中国”主题活动(中国城市主题文化协会)就很好,“文化接力,行走中国”(谢冕),走进每一座城市、每一处江山,在祖国的怀抱中完成散文诗的写作和推广。

④与时俱进,散文诗也可以产业化。这一点很重要。走文化产业之路,才有可能抓住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否则,没有市场观念,没有社会认可,没有资本积累,缔造散文诗名牌就是一句空话。

⑤CI战略是缔造散文诗名牌的新视角和新探索。我们推广散文诗,除了散文诗自身的发展诉求外,还有一个社会责任的驱使,那就是弘扬中华诗歌文化。因此我们会运用具有国际意义的策略和模式,导入CI是不错的选择。CI是英文Corporate Identity的缩写。Corporate除了有企业的意思外,还有组织、机构、团体等涵义。CI战略系统包括“理念”、“识别”、“行为”三部分。以CI理论为基础,就会诞生科学、精辟的散文诗名牌理念;并以这个理念去设计和规范散文诗名牌识别系统,惊喜地打量斑斓的散文诗世界;最后便是散文诗名牌行为系统极度纯粹的全面展开。

诗歌是给世界的爱,散文诗应该是诗歌的节日——在所有关于散文诗的描述中,这应该是最浪漫的表达了,我们喜欢这样的表达。秋日载阳,国泰民安,散文诗必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力推进,而且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演绎一场由宇宙、心灵、大地、江河、城市、散文、诗歌、语文修辞诸元素融合而成的狂欢节……

胡翔简介

胡翔/城市学者、诗人。历任大学教师、新闻总编辑等。现任中国城市主题文化协会执行主席,先后主持创办《城市主题文化》领导内参、中国产业联盟网。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概念首倡者及代表作家。作品跨文学、影视、文化批评诸领域,曾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骏马奖奖项。